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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海国济】为什么要读曾国藩家书
2024-04-19浏览:0

“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

清 胡林翼


“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


“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曾国藩)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

清 李鸿章


平日持议,常谓天下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

—清 薛福成


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
                                      —清 石达开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清 左宗棠

“总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足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
《西学东渐记》容 闳

夫满清之所以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者,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隆替之征也。彼洪、杨、石、李、陈、韦之才略,岂不能比拟于曾、胡、左、李 之清臣?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能变易风俗,挽回颓靡,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 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师资矣。
《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蒋中正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信否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不敢言;若曾文正之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所敢言也。何也?文正所受于天者,良无以异于人也。且人亦孰不欲向上?然生当学绝道丧人欲横流之会,窳败之习俗,以雷霆万钧之力,相罩相压,非甚强毅者,固不足以抗圉之......

文正以扑拙之姿,起家寒素,饱经患难,丁人心陷溺之极运,终其生于挫折讥妒之林,惟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
—梁启超

杨昌济初见青年毛泽东,“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曾国藩)、梁任公(梁启超)之例以勉之”。在他的影响下,毛泽东认真研读过曾国藩的许多著作,长沙求学期间,他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讲堂录》中记有: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他在《讲堂录》中还评议说,如同宋代范仲淹高过韩琦一样,曾国藩也高过与其“并称”的左宗棠。他认为,范(仲淹)、曾(国藩)都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不仅成就事功,其思想也影响社会。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现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简  介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晚清时期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 ,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曾国藩出生普通耕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


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其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谦劳”,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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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生体弱多病,30岁开始耳鸣,35岁得了皮肤病,困扰终生,中年之后,曾国藩的日记显示他常年身陷各种疾病当中,比如脾胃不好、胀肚、牙痛、腹痛、多汗、咳痰、腰痛、脚肿、眩晕、疝气、肝病……他自己感叹“几全身皆病矣”,却一辈子没休息过一天,每天都进行高强度的工作,还不忘写日记,自省其身。晚年的曾国藩虽然已经油尽灯枯,仍然勤奋有恒,尽管右眼已经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并不好,但他还是每天在处理完公事后读一点儿书。有时眼睛实在太疼,就闭目默诵。直到生命的末尾,曾国藩仍然没有停止高强度的工作,也没有停止自省。


曾国藩以平凡的农家子弟身份出道,带着一身毛病,却立下“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誓言,一生克勤克己,“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最终成为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人,成为后世称赞的完人。他在日记中说:“夜思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纵观曾氏一生,他是这样说的,确实也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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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有影响力的名人很是推崇曾国藩,包括像毛泽东和蒋介石这样的对手,都不约而同地敬佩着一个共同的偶像,这说明曾国藩除了功业上的成就以及文章、思想之外,一定还有更重要的人生内涵值得大家去学习。同一个阵营的人向他学习,不同阵营的人也向他学习,说明大家要向他学习的“这一块内涵”是具有“普适性价值”的,是不以政治立场、个人喜好甚至是历史价值观所左右的。


这种“普适性价值”到底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身上那些值得学习的地方,是像普遍真理那样,具有着永恒的普遍性价值的?从教育学的角度看,最大的教育就是“自我教育”,也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教育”。


曾国藩资质平常,他身上有着普通人常有的性格缺陷,甚至一生中也做过很多错事,留下过很多遗憾。但是,他有一个常人最难具备的优点,就是对于任何事,对于任何错误与不足,他都够做到勇于反思与反省,并以一个崇高的信仰来要求自己,来检查自己,而这个崇高的信仰就是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与“仁爱忠恕”的道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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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他小时候读书慢,资氏平庸,但他从不讳言,他在给孩子的信中多次说过自己读书、背书很慢的事儿,正因为如此,他才彻夜不眠,以勤补拙,就一篇小文章他也要背上个通宵。他的人生哲学就是“尚拙”。既然天性钝拙,那么我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他做人讲究“拙诚”,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不玩心眼。他带兵讲究“结硬寨、打呆仗”,从不凭奇谋诡计,只凭坚忍踏实,死磕到底。这种方式正如“重剑无锋”,表面上看起来迟钝,实际上锋利。就好比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表面上简单笨拙,实际上却大气厚重,所向披靡。这是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秘诀,也是他常向别人谈及的道理。


因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然而他做事却非常高明。其高明就是建立在笨拙之上,建立在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1”“0”两个数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的吗?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精到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做参考。“智慧愈苦而愈明”,是他的切身体会。他这个人做事的特点一直是:功虽大而不喜,过虽小而必究。常说“悔生吉”,所谓“悔”,就是总结反省失败。在曾国藩看来,“失败”是一个人一生的宝贵财富,每一次失败都要吃透,才能不白白付出这个代价。


曾国藩年轻时心胸不够开阔,甚至跟老师、跟兄弟间也有记仇的事儿,可他在日记里反思得最多,在给孩子的信里教育得最多的内容也是这一点。后来,他越来越能容人,连左宗棠一辈子对他冷嘲热讽都忍了,连李鸿章对他三进三出的背叛都忍了,而最后正是在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帮助下,才获得了与太平军作战的最后胜利。


梁启超认为曾国藩不仅真正做到了《论语》中曾子所说的“每日三省吾身”,他还把自己反思后的学习心得记下来,先是通过写日记的方式记下来,然后又通过家书的形式拿来教育孩子,教育自己的弟弟,甚至教育家人与族人,乃至于这种立身垂范的形式和内容都成了中国家庭教育史上最杰出的精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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